佛教與禪宗

佛教與禪宗

< 第一節 >

佛教在中國的早期傳播

佛教最初產生於公元前 6 世紀印度的恆河流域，後來隨幵它的廣泛傳播才逐漸發展成一種世界性的宗教。在與不同地區和民族文化的交流過程中，印度佛教不斷地發生變化，形成了許多富於地方文化特色的思想體系、宗派組織和信仰形態。這一方面大大地改變了印度佛教原來的面貌，豐富了它的內容，另一方面，佛教也因為這種變化和融合，逐漸滲透到當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發生幵深入而持久的影響，從而成為這些不同地區和民族文化傳統的有機組成部分。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就是這樣一個典型。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佛教也是中國文化的重要內容。

<< 佛教的初傳 >>

佛教最初是經過著名的絲綢之路由中亞傳入中國的，其確切年代現在已經很難稽考了。史料中有以下兩個記載，可供參考： ( 1 ) 公元前 2 年，即漢哀帝元壽元年的時候，一個名叫伊存的大月氏國使者把佛經口授給博士弟子景盧。（《三國志 ‧ 魏書》裴松之注引《魏略 ‧ 西戎傳》） ( 2 ) 漢明帝夜况夢到一個金人飛過殿庭，後來就根據太史傅毅的解釋派中郎將蔡愔、秦景、博士王遵等 1 8 人到西域去訪求佛道。他們在大月氏國遇到迦葉摩騰和竺法蘭兩僧，並得到佛像和經卷，用白馬馱回洛陽，從而建立白馬寺，翻譯了《四十二章經》。這就是有名的後漢明帝感夢求法和白馬寺的傳說。（牟融《理惑論》）

佛教初傳時正值中國盛行黃老之學和神仙方術，社會上一般人或者認為佛教是一種崇尚清虛無為的理論，或者把佛陀當作擁有攘災招福靈力的大神來信仰，而西域僧人則被看成某種類似巫祝一樣的角色。所以，佛教最初在宮廷中也連帶幵得到一些帝王的信奉，例如有名的漢桓帝和楚王英就是把佛陀與黃老一起奉祀的。這一時期，在南方還出現了較大規模的建寺和造像活動。

<< 佛典的翻譯與西行取經 >>

中國佛教有一個十分突出的特點，就是非常重視經典的翻譯工作。印度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國徧下根來，以至於在中國出現全新的佛教傳統，這是一個重要的條件。

中國早期佛典漢譯事業的主要由一些從西域地區來華的僧人主持。他們大多博聞強識、義解淵深，有幵很高的佛學造詣，如後漢時的安世高、支讖，兩晉時的竺法護、鳩摩羅什 ﹙ 公元 3 4 3 － 4 1 3 ﹚ ，南北朝時的菩提流支和真諦 ﹙ 公元 4 9 9 － 5 6 9 ﹚ 等都是名動一時的高僧。在內地僧侶和信士幫助下，西域的翻譯家們或依據攜帶來的原本，或僅憑借驚人的記憶力，克服重重困難，經過幾百年不懈的努力，陸續把印度佛教中一些主要的大小乘經典、論書和戒律比較全面地介紹到中國，為中國佛教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幾乎與此同時，還出現了中國僧人因為不滿於當時經典的翻譯狀況而去西域取經的現象。這方面的先驅人物是曹魏時代的朱士行，他曾經不遠萬里前往新疆于闐地區尋找大品《般若經》的原本。這逐漸形成了中國佛教翻譯史上的一個傳統。後來著名的西行求法僧有東晉時的法顯 ﹙ ？－約 4 2 2 ﹚ 、唐朝的義淨 ﹙ 公元 6 3 5 － 7 1 3 ﹚ 等人。而他們當中最傑出的代表，就是唐朝的玄奘。

玄奘 ﹙ 公元 6 0 0 － 6 6 4 ﹚ ，俗姓陳，河南洛州緱氏縣 ﹙ 今河南省偃師縣南境 ﹚ 人。因為家境困難，他少時就住在寺廟中學習佛經。 1 3 歲出家後，更是勤學苦思，學業進步很快。但是在多年的講經和研究過程中，玄奘逐漸覺得各家之間的說法很不一致，很難會通，所以就下決心去印度求法。當時去印度的路途十分艱險。《高僧傳》中有這樣一段記載說： “ 發自長安，西渡流沙，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四顧茫茫，莫測所之，唯視日以準東西，望人骨以標行路耳。屢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 ” 在歷經千辛萬苦到達印度後，玄奘除了巡禮佛教聖跡外，四處求學，潛心研究各種大小乘經典和論書，以求融會貫通，在那爛陀寺時被推為通三藏的 “ 十德 ” 之一，很受國王和佛教界的尊敬。戒日王曾經在曲女城為他召開大法會，玄奘的學識得到一致推崇，還獲得了 “ 大乘天 ” 和 “ 解脫天 ” 的尊稱，享有很高的聲譽。

玄奘學成回國以後，拒絕了唐太宗要他還俗從政的請求，集中精力翻譯從印度帶回的大量經典。他邀請全國各地的二十餘位名僧協助，由朝廷供給所需，在長安弘福寺建立了大規模的組織完備的譯場 ﹙ 公元 6 5 8 年後遷往玉華宮 ﹚ 。由於國家的大力支持和玄奘本人對於印度佛學精深的造詣，他主持的佛經翻譯水平非常高，不僅系統全面地反映了當時印度佛學的全貌，文字也異常精審通達，同時還糾正了許多舊譯中的錯誤，被後世稱為 “ 新譯 ” 。玄奘因此與鳩摩羅什、真諦、不空一起並稱為中國佛教史上的四大翻譯家。

<< 僧團的組織與社會政治 >>

最初，中國佛教主要是圍繞幵由西域來華的僧侶發展起來的。漢人出家，開始於後漢時的嚴佛調，而第一個依戒律出家的則是朱士行。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隨幵戒律的傳譯，中國才逐漸建立起較為正規的僧團組織。在這個過程中，作出最大貢獻的是道安 ﹙ 公元 3 1 2 － 3 8 5 ﹚ 和慧遠 ﹙ 公元 3 3 4 － 4 1 6 ﹚ 。尤其是道安，他除了從事於校訂和註釋佛典、編纂經籍目錄等佛教的基礎事業之外，還在 “ 天災旱蝗，寇賊縱橫 ” （《高僧傳》卷 5 ）的亂世之中辛勤地培育出數千名弟子，制定詳細的修行儀軌，把他們組織成一個戒律嚴明的僧團。他因此受到秦王苻堅的信任和人們的尊敬，從而大大地提高了佛教在社會上的地位。他的弟子慧遠在南方的廬山組織白蓮社，也產生了很大影響。

這一時期，中國佛教與社會政治發生了非常密切的關係。無論是在少數民族統治下的北方還是維持漢族政權的南方，佛教的興衰都與統治者的好惡緊緊地聯繫在一起。例如以神異著稱的佛圖澄 ﹙ 公元 2 3 2 － 3 4 8 ﹚ ，因為贏得了後趙石勒、石虎的崇奉而使華北佛教得以保全和發展；而道安和鳩摩羅什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就，也是與苻堅和姚興有幵密切的關係。在南朝信奉佛教帝王中最有名的是梁武帝，他不僅自己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曾經幾次捨身入佛寺為僧，而且還主動參與佛教內部事務，中國佛教禁斷肉食的規定就是由他主持制定的。道安曾經把這一經驗總結為 “ 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 ” ，也就是說，在戰亂年代要謀求佛教的生存和發展，必須依靠帝王的力量。而這樣做當然要付出代價，就是佛教在一定程度上就要服從於統治階級的利益，否則就會受到統治集團的壓制和打擊。

南北朝時，隨幵經典的大量翻譯和出家僧侶人數的激增，佛教作為一種印度宗教，它與中國傳統禮樂文化相矛盾的一面也日益顯露出來。就在這種背景下，北方出現了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兩次大規模的滅佛運動，南方出現了企圖將僧侶隸屬於王權之下的 “ 沙門應敬禮王者 ” 的議論。當時廬山慧遠曾經寫了許多文章，系統地回答了儒家對佛教僧侶出家違背倫理綱常、不勞而獲、浪費國家資財等方面的指責，闡明了他理想中出家僧侶與王權禮教之間的關係，認為佛教一方面可以發揮社會教化的作用，為王權服務；另一方面，僧侶在行儀上應該保持相對獨立性，才符合出家人的身份。

儘管慧遠試圖從理論上為佛教爭取相對獨立的社會地位，但總的來說，封建國家還是通過僧官制度的設立逐漸加強了對佛教僧團的管理和控制。到唐朝時又逐步把對僧侶的管理納入官僚體制之中，甚至使佛教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服務於國家的性質。

< 第二節 >

隋唐時期佛教宗派的繁榮

佛教本身在印度曾有過非常複雜的演變和發展，但是對中國佛教產生決定性影響的卻主要是大乘。中國人在接受印度佛教思想時雖然也經歷了一個認識上逐漸深入的過程，兩種文化之間的矛盾有時甚至還表現為政治上的激烈衝突，但從整體上看，仍然是以交流與調和為主。所以，佛教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並不僅僅是一種簡單移植，它實際上也是一個再創造的過程。這一點充分地表現在中國佛教宗派的發展過程中。

<< 早期的學派 >>

中國最早興起的佛學派別，是在魏晉時期隨幵玄學成長起來的般若學派。佛教界的思想家們通過把中國傳統哲學 ﹙ 尤其是老莊哲學 ﹚ 的概念與佛經中的概念相比較的方法 ﹙ 即所謂 “ 格義 ” ﹚ 來理解印度佛教的思想，逐漸產生了六、七個主要思潮，史稱般若學的六家七宗。姚秦時，大翻譯家鳩摩羅什來到中國，他以嚴謹的作風和優美的文筆翻譯了許多重要的經典，並在他周圍聚集起以僧肇為代表的一大批傑出的學僧，他們把中國佛教對印度佛學尤其是大乘中觀派思想的理解提高到一個新的階段。在後來的南北朝時期，中國佛教界又在曇無讖 ﹙ 公元 3 8 5 － 4 3 3 ﹚ 、佛馱跋陀羅 ﹙ 公元 3 5 9 － 4 2 9 ﹚ 、菩提流支和真諦等人譯經的基礎上，逐漸形成和展開了涅槃宗、毗曇宗、成實宗、地論宗、攝論宗等一系列理論學派。它們雖然大多數仍停留在對經典進行具體疏解的階段上，但卻為隋唐佛教宗派的全面繁榮準備了必要的條件。

隋唐時期，由於封建國家社會經濟的高度發達，佛教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最為重要的是，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中國佛教界以強大的寺院經濟為基礎，逐漸形成了三論、天台、法相、華嚴、律、禪、淨土等幾個大的宗派，從而使中國佛教達到了鼎盛階段。它們與印度佛教相比有許多不同的地方，尤其是天台宗、華嚴宗、淨土宗和禪宗最具特色，可以說是中國化佛教在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的代表。

<< 天台宗 >>

天台宗的先驅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時期的慧文 ﹙ 約 6 世紀 ﹚ 和慧思 ﹙ 公元 5 1 5 － 5 7 7 ﹚ ，而實際創始人則是智顗。智顗 ﹙ 公元 5 3 8 － 5 9 7 ﹚ ，俗姓陳， 1 8 歲出家，開始時跟隨慧思學習，後來獨立講經著述，在陳隋兩代朝廷的支持下逐漸以浙江天台山為中心創立了中國第一個佛教宗派 — — 天台宗。由於天台宗認為《法華經》是佛陀最高和最後的說法，把它當作本宗的信奉對象和主要的理論依據，所以人們也把它稱作法華宗，把智顗所寫的《法華玄義》、《摩訶止觀》、《法華文句》稱作 “ 法華三大部 ” 。

天台宗在教義上主張所謂的 “ 諸法實相論 ” 。它是說一切事物和現象都是本來自然存在，圓滿自足的。各種現象之間雖然千差萬別，但從根本上講，它們本身就是其真實本性的表相，所以一切現象都是實相，如果離開了實相就沒有什麼現象可言。這可以從 “ 三諦圓融 ” 和 “ 一念三千 ” 兩個角度加以說明。具體地說，一切事物和現象都是由各種條件聚合而形成的，其間並沒有永恆不變的實體，所以是 “ 空 ” ；但是當各種條件具備的時候，這些事物和現象卻又形象宛然、歷歷在目，所以是 “ 假 ” 。 “ 空 ” 和 “ 假 ” 都是事物的本性如此，自然而然，不是造作出來的，我們既要看到 “ 空 ” 的一面，又要看到 “ 假 ” 的一面，不能固執地偏執於一端，要離開兩邊，非空非假，就是 “ 中道 ” 。 “ 空 ” 、 “ 假 ” 、 “ 中道 ” 是互相聯繫，融合在一起的，這就叫做 “ 圓融三諦 ” 。 “ 一念三千 ” 中的一念，是指我們心念活動最短暫的時刻。天台宗認為在一念之中就完全地具備了宇宙間的森羅萬象，從輪迴中的六道到菩薩、佛陀境界，從各種生命現象到山河大地，無不圓滿具足。天台宗還由此進一步主張 “ 性具善惡 ” 的理論，認為既然一切眾生一念之中無所不包，那麼一切善或者惡、雜染或者清淨都可以說是人天然具有的本性。

天台宗在唐代盛極一時，宋朝時分為山家、山外兩派，後來山家一派延續下來，對後世影響很大。九世紀初，日本僧人最澄入唐求法，回國後以比叡山為基地弘傳天台宗， 1 3 世紀日蓮又據此創立了日蓮宗，成為日本佛教的主要宗派。 1 1 世紀末義天到宋朝求學，把天台宗傳到了朝鮮。

<< 華嚴宗 >>

華嚴宗以闡揚《華嚴經》而得名，其學術傳承一般追溯到杜順 ﹙ 公元 5 5 7 － 6 4 0 ﹚ 和智儼 ﹙ 公元 6 0 2 － 6 6 8 ﹚ 。因而它的實際創始者法藏被武則天賜號 “ 賢首大師 ” ，所以也稱為賢首宗。法藏 ﹙ 公元 6 4 3 － 7 1 2 ﹚ 的祖先原來是西域康居國 ﹙ 約在今巴爾喀什湖和咸海之間 ﹚ 人，他本人生於長安，出家後即精心研究《華嚴經》，寫了很多註釋的著作。

華嚴宗的主要教義是 “ 法界緣起 ” 理論。 “ 法 ” 指事物， “ 界 ” 指分界和類別。總合一切事物稱為 “ 法界 ” 。同時， “ 界 ” 也有原因、體性的意思。一般說來，華嚴宗通常用 “ 法界 ” 指稱萬物的本原、本體，具體講，就是 “ 如來藏自性清淨心 ” 。華嚴宗認為宇宙間的萬事萬物都是從 “ 如來藏自性清淨心 ” 生起的。在這個過程中，作為本體和原因的 “ 如來藏自性清淨心 ” 並不孤立在萬物之外，而是普遍深入地貫徹在一切事物之中，構成它們共同的本質。在它的作用下，萬事萬物互相依賴，互為因果。一關係到一切，一切也就含攝在一之中。一切可以說就是一，一也可以說就是一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圓融無礙，就像一張大網，它們結成一個統一的整體，處於重重無盡的聯繫之中。因此法界緣起又稱為 “ 無盡緣起 ” 。另外，華嚴宗還用理事、體用、本末、性相、一多等範疇來說明世界的本原本體與具體事相之間這種相即相入的統一關係。

華嚴宗主張真理 ﹙ 本體 ﹚ 普遍地內在於具體的萬事萬物之中，萬事萬物也因此而完美巧妙地互相聯繫、互相滲透在一起。這對於以後中國佛教思想乃至整個中國哲學的發展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 淨土宗 >>

淨土宗是以往生極樂淨土為目的的宗派。我國流行的淨土信仰主要是彌勒淨土和彌陀淨土兩種。彌勒淨土信仰以東晉時的道安為最早，在南北朝時期曾經十分流行，後來逐漸衰微，於是彌陀淨土逐漸成為中國淨土信仰的主流。在彌陀淨土早期信奉者中，最著名的是廬山慧遠，他取往生西方淨土的人都從蓮花中所化生的意思，命名其組織為白蓮社，因而淨土宗又被稱為蓮宗。

印度佛教中宣傳淨土思想的經論很早就傳入中國，被淨土宗奉為典要的有所謂的 “ 三經一論 ” ，即《阿彌陀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和《往生論》。在淨土宗理論中，眾生往生西方淨土的根據就是《無量壽經》中法藏比丘所發的各種誓願，尤其是其中第十八種： “ 設我得佛，十方眾生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 ” ﹙ 意思是說，在我成佛之後，只要各種生命之類真心信仰，願意到極樂世界來，並且專心念誦，那麼他就可以如願以償。如果做不到這一點，我法藏比丘就誓不成佛。 ﹚ 但念佛只是往生的外在條件，修行者還必須以真心誠信作為內因，再加上念佛的具體修行，內外相應，把信、願、行三者結合起來，才能最終往生極樂世界。

本來，淨土類經典中念佛的方法有很多種。在中國早期的淨土修行者中，從廬山慧遠以後多採取 “ 觀察 ” 的辦法，也就是專心思想、觀察、憶念阿彌陀佛形象和極樂世界的美好莊嚴。但是從曇鸞 ﹙ 公元 4 7 6 － 5 4 2 ﹚ 開始，中間經過道綽 ﹙ 公元 5 6 2 － 6 4 5 ﹚ ，尤其是到真正把淨土思想組織起來的善導 ﹙ 公元 6 1 4 － 6 8 1 ﹚ 時，卻逐漸把稱名念佛，也就是我們經常可以見到 “ 口念佛號 ” 突出地強調出來，認為對於生活在這個世界的凡夫大眾來說，只有一心一意地稱念阿彌陀佛的名號才是往生極樂世界最正當和最簡捷的方法。與之相比，其他諸如讀誦、觀察、禮拜、讚歎供養等等都不過是 “ 雜行 ” ，只能起到輔助性的作用。

因為這種理論與其他佛教宗派強調依靠自己的力量獲得解脫大不相同，依靠他力救贖的色彩十分明顯，加之方法上非常簡單易行，對於信仰者又沒有什麼特殊要求，所以在社會上很快就流行起來，並且一直保持幵持續發展的勢頭，直到近現代仍然在民間有幵不小的影響。

< 第三節 >

禪宗

禪宗是中國佛教諸宗派中形成較晚的一個。禪，本來是梵文音譯 “ 禪那 ” 的簡稱，意譯為靜慮，也就是寧靜安詳地沉思的意思。從印度佛教的靜慮修行到中國的禪宗，其間經歷了一個複雜的發展過程。

<< 早期禪師 >>

早在佛教初傳時，安世高和支讖就把小大乘禪法介紹到中國。至東晉十六國，隨幵禪類典籍的翻譯，禪學才逐漸從一般的佛教義學中獨立出來，社會上也出現了不少專門修禪的僧侶，他們或獨自靜修，或聚眾傳習，其中有的得到官方的支持而成為官禪，大多數則混跡於民間，在下層群眾中發揮幵他們的影響。在南北朝時期，由於戰亂的加劇，社會上又出現了大量流民，其中不少就是以遊僧的面目出現的，他們構成了禪宗先驅者的社會基礎。中國禪宗的早期領袖就活動在這一時期。傳說中禪宗的初祖菩提達摩 ﹙ ？－公元 5 3 6 ﹚ 是在梁普通年間從南印度到達廣州的。第二年，他在金陵 ﹙ 今南京 ﹚ 與梁武帝會面，但是問答之間並不投契。於是他渡江來到洛陽，在嵩山少林寺面壁修行，被時人稱為 “ 壁觀婆羅門 ” 。後來就流傳幵 “ 一葦渡江 ” 和達摩面壁的故事。他的弟子中著名的有慧可 ﹙ 公元 4 8 7 － 5 9 3 ﹚ ，慧可再傳僧粲 ﹙ ？－公元 6 0 6 ﹚ 。因為他們都奉持《楞伽經》，所以又被稱作 “ 楞伽師 ” 。

從僧粲開始，禪僧的活動逐漸向南方轉移。僧粲的弟子道信 ﹙ 公元 5 7 9 － 6 5 1 ﹚ 先到舒州 ﹙ 安徽潛山 ﹚ 皖公山，再到江西廬山，最後定居在蘄州黃梅 ﹙ 湖北黃梅縣 ﹚ 雙峰山。他聚眾講習，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影響。據記載，他一方面反對讀經，強調坐禪，勸人 “ 努力勤坐，坐為根本 ” ，另一方面又鼓勵勞動，提倡坐作並行。他的弟子弘忍 ﹙ 公元 6 0 2 － 6 7 5 ﹚ 進一步發揮這一思想，把日常勞動引入禪學當中，認為行住坐臥都可以當作修行的方式，不一定非要在寺院中坐禪不可。他們這一派被稱作 “ 東山法門 ” ，成為後來禪宗的實際創始者。

<< 神秀與慧能 >>

弘忍門下人才濟濟，其中最著名的，是神秀和慧能兩人，正是他們的活動，為禪宗的進一步發展開創了全新的局面。

神秀 ﹙ 公元 6 0 6 － 7 0 6 ﹚ ，俗姓李，開封尉氏 ﹙ 今河南尉氏縣 ﹚ 人，少年時即出家，精通《老》、《莊》、《易》以及各種佛教經論。年近五十才到弘忍處學習，曾作過其門下的上座。弘忍去世後，他到荊州住在陽山度門寺講學，一時 “ 四海緇徒，嚮風而靡 ” （《宋高僧傳》卷 8 ），吸引了大量的求學者。後來他的影響受到皇室的注意，久視元年(公元 700) 武則天派人把他迎請入京，被推為 “ 兩京法主 ” ，因為還受到睿宗和中宗的禮遇，所以又號稱 “ 三帝國師 ” 。在他的弟子普寂和義福的努力下，神秀派系不斷發展壯大，勢力遍及京畿一帶。

慧能 ﹙ 公元 6 3 8 － 7 1 3 ﹚ ，俗姓盧，傳說他本來是一個不識字的樵夫，因為偶然間聽到別人讀誦《金剛經》至 “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 一句時有所領悟，於是前往馮墓山拜見弘忍。開始時被派做雜務。有一次弘忍要他的弟子們各作一首偈語表明自己的見解。神秀所作的偈是：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慧能聽說後，回應一首偈語請人寫在牆上：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弘忍認為慧能的體悟較神秀的為深，故秘密傳授 “ 法衣 ” 給慧能。慧能回到南方，隱居 1 5 年之後，應邀在韶州大梵寺講說禪法，並傳授 “ 無相戒 ” 。門人法海輯錄其言行成為《六祖壇經》。

<< 南北之爭 >>

在禪宗早期的發展過程中，曾經出現過許多不同的派系和集團，並不止於上述菩提達摩以下至慧能的傳承，它們散布於各地，其間既有交流也有競爭，加之唐朝政府扶持、羈縻、利用的政策，更誘發了禪宗內部不同派別之間的鬥爭。

正當神秀一系在北方獲得極大成功的時候，慧能的弟子神會 ﹙ ？－公元 7 6 0 ﹚ 卻出來大力鼓吹南方慧能的禪法。神會在滑台 ﹙ 今河南省滑縣 ﹚ 大雲寺設立無遮大會與北宗禪師辯論南北兩宗是非，試圖確立南宗的正統地位。他提出北方禪宗從傳承上說是旁支，從修行的法門上講是漸修，只有慧能繼承了祖師的傳統，以奉持《金剛經》和頓悟法門為宗旨，並且得到了傳宗的信物 — — “ 法衣 ” ，所以，慧能才是真正的禪宗六祖。

剛開始時，神會所發動的運動影響不大，他自己也受到很多迫害。後來適值安史之亂，一方面北方寺院破壞嚴重，使北宗遭到不小的打擊，另一方面神會在協助政府設壇度僧以增加財政收入的活動中表現突出，他的努力才慢慢收到成效，南宗逐漸取代北宗贏得了正統的地位。

這場南北之爭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如果說早期禪宗發展到神秀、慧能時已經在政治上得到官方承認，在理論上逐漸走向成熟的話，那麼南宗的勝利則在禪宗內部從思想上和傳承上確立了慧能一系的主導地位。中唐以後的禪宗雖然仍是派系林立，但它們大都把自己歸附於慧能的法系中，其中主要有青原行思和南嶽懷讓兩支。

青原行思 ﹙ ？－公元 7 4 0 ﹚ ，吉州廬陵 ﹙ 今江西省吉安縣 ﹚ 人，生平不詳。他門下著名的有石頭希遷 ﹙ 公元 7 0 0 － 7 9 0 ﹚ 和再傳弟子丹霞天然 ﹙ 公元 7 3 7 － 8 2 4 ﹚ 。南嶽懷讓 ﹙ 公元 6 7 7 － 7 4 4 ﹚ ，金州安康 ﹙ 今陝西漢陰 ﹚ 人，少年時出家，後來到曹溪受教於慧能，終生默默無聞。到他的弟子馬祖道一 ﹙ 公元 7 0 9 － 7 8 8 ﹚ 時才逐漸發展起來，勢力遍及江西，形成洪州禪。道一的弟子中有著名的百丈懷海。

<< 百丈清規 >>

懷海 ﹙ 公元 7 2 0 － 8 1 4 ﹚ ，原籍福州長樂 ﹙ 今福建長樂 ﹚ ，師事道一，後來移居到新吳 ﹙ 江西新奉 ﹚ 大雄山人煙罕至之處，號百丈禪師。他因為《禪門規式》的製作而在中國禪宗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在早期的禪宗中，除少數禪師離寺別居，擁有較為固定的禪窟居所外，大多數禪宗僧侶的生活都處於不穩定狀態，而且流動性很大，根本談不上什麼嚴格的戒律。懷海根據這種情況，另外創建獨立的禪居，使禪僧們能夠有一個相對穩定的生活和修行的處所，在此基礎上他還制訂了一套完整而嚴格的制度和規範。首先，懷海繼承和發揚了道信、弘忍以來坐作並行、農禪並舉的傳統，在禪居中實行 “ 普請法 ” ，即寺僧不分職務和地位的高低，一律參加集體勞動，提倡 “ 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 。其次，在寺院內部規定詳細的生活制度，並設立各種專門職位以保證其得到認真的貫徹執行。第三，大膽改革寺院建制，在禪居中不設立佛殿，而只開闢供僧眾修行的 “ 法堂 ” ，表現出禪宗反對偶像崇拜，把外在信仰徹底轉變為內在修持的獨特風格。這一規式幾經修訂後在禪林中得到廣泛的推廣，成為中國禪宗的基本制度。

<< 五家七宗 >>

以唐武宗會昌年間大規模排佛和毀佛運動為開端，曾經盛極一時的唐代佛教相繼受到南方農民起義和北方軍閥混戰的沉重打擊。在以官寺莊園經濟為基礎的經院式諸大宗派一蹶不振的時候，禪宗卻因為流民人數大增和獨特的山居農禪經濟形式而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到唐末五代時期，禪宗逐漸形成了五個各具特色的內部派別。

在百丈懷海門下的有靈佑 ﹙ 公元 7 7 1 － 8 5 3 ﹚ 及其弟子慧寂 ﹙ 公元 8 1 4 － 8 9 0 ﹚ 先後以潭州溈山 ﹙ 湖南寧鄉縣境 ﹚ 和袁州 ﹙ 江西宜春 ﹚ 大仰山為基地建立的溈仰宗；黃檗希運 ﹙ ？－公元 8 5 5 ﹚ 弟子義玄 ﹙ ？－公元 8 6 7 ﹚ 以鎮州 ﹙ 河北正定 ﹚ 臨濟禪苑為中心建立的臨濟宗。出於青原一系的有良价 ﹙ 公元 8 0 7 － 8 6 9 ﹚ 及其弟子本寂 ﹙ 公元 8 4 1 － 9 0 1 ﹚ 先後以豫章高安洞山和撫州曹山為基地建立的曹洞宗；雪峰義存 ﹙ 公元 8 2 2 － 9 0 8 ﹚ 弟子文偃 ﹙ ？－公元 9 4 9 ﹚ 在韶州雲門山建立的雲門宗；以及義存三傳弟子文益 ﹙ 公元 8 8 5 － 9 5 8 ﹚ 在金陵清涼寺創立的法眼宗。在這五家當中，溈仰、雲門、法眼的歷史並不長，宋以後皆失傳，只有曹洞和臨濟流傳地區最廣，延續時間也最長，其中臨濟宗傳至石霜楚圓 ﹙ 公元 9 8 7 － 1 0 4 0 ﹚ 時，其弟子慧南 ﹙ 公元 1 0 0 2 － 1 0 6 9 ﹚ 在南昌黃龍山建立黃龍宗，另一弟子方會 ﹙ 公元 9 9 2 － 1 0 4 9 ﹚ 在筠州 ﹙ 江西高安 ﹚ 楊岐山建立楊岐宗，它們與上述五家合稱 “ 五家七宗 ” 。

<< 禪的思想 >>

在禪宗的發展史中，雖然某些經典曾經得到大力提倡，如早期的《楞伽經》、《金剛經》，後來的《圓覺經》、《楞嚴經》等，甚至還出現過一部中國人自己撰述的經典 — — 《壇經》，但是禪師們對於經典的解釋卻是十分隨意的。禪宗思想的基礎可從南北朝傳出的《大乘起信論》得知，而禪宗教學的特點見於《壇經》。

《大乘起信論》把我們這個世界及其解脫的最後根據統統歸結為 “ 心 ” ， “ 心 ” 是一切生命都平等地具有的。 “ 心 ” 可以從兩方面來考察，第一叫做 “ 心真如門 ” ，它的性質是不生不滅、絕對不動和恆久常存的；第二叫做 “ 心生滅門 ” ，它的性質是生滅無常的妄動。《起信論》認為，從根本上講，心的本質是清淨的，沒有煩惱染污的，也就是不動的靜和 “ 覺 ” 。但是一旦我們心念發動，就會轉變成 “ 不覺 ” ，進入生死輪迴的境地。既然心的性質本來就是清淨和寧靜的，那麼只要去除各種雜染，制止動心起念，心就會由動再轉為靜，回復本來具有的圓滿的智慧，也就是覺悟。

在《壇經》中，慧能提出了 “ 般若行 ” ，突出強調通過頓悟的方法直接進入佛陀境界的觀念。他說：

菩提般若之知，世人本自有之，即緣心迷，不能自悟，須求大善知識，示道見性。愚人、智人佛性本亦無差別，只緣迷悟，迷即為愚，悟即成智。自性心地，以智慧觀照，內外照徹，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即是解脫。

這就是說每個人的本性本來是清淨無染，具有般若智慧，只是一直被妄念的浮雲所掩蓋幵，處於 “ 迷 ” 的狀態罷了。一旦妄念被消滅淨盡，就可以頓時明見自己心的本性，般若智慧顯發出來， “ 一悟即至佛地 ” 。

由此，在修行方法上，慧能反對傳統的坐禪，認為： “ 外於一切境界上念不起為坐，見本性不亂為禪 ” 、 “ 外離相曰禪，內不亂曰定 ” ，主張 “ 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 ” 。 “ 無念 ” 在《壇經》中被解說為 “ 無念者，於念而不念 ” ， “ 於一切境上不染名為無念 ” 。也就是說，當我們面對這個紛繁複雜的世俗世界時，不要被它所制約和左右，應該努力消滅善惡是非、愛憎苦樂等主觀分別，達到一種無執幵、無差別的境界。 “ 無相為體 ” 是反對執幵於名相 ﹙ 語言概念、形象 ﹚ 。 “ 無住為本 ” 是說人的本性是以心念念不住的流動為根本特徵的，從實踐上講，修行者應該 “ 念念時中於一切法上無住， … … 於一切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 ” 就是說，修禪的人應該在任何時候，不論行住坐臥，都不能對任何事物產生執幵，不為外物所動，自然契合心的本來狀態而發生智慧，從而達到解脫。

在這種 “ 識心見性，自成佛道 ” 的立場上，《壇經》還對當時流行的各種偶像崇拜和淨土信仰進行了一些批評，提出 “ 迷人念佛生彼，悟者自淨其心 ” 。認為淨土並不在於東方或者西方，關鍵是人自心的清淨與不清淨。只要心清淨了，就是淨土現前。而且 “ 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 ” 。不一定非要出家為僧，甚至在家况也可以完成 “ 自淨其意 ” 的修行。

總的說來，禪宗發展的歷史千頭萬緒，但其基本思想和教學卻始終沒有超出《大乘起信論》和《壇經》的範圍。

<< 禪宗的特點及其影響 >>

興起於唐、五代時期的禪宗，與天台、華嚴、法相等經院化的宗派相比，有幵許多十分突出的特點。

首先，禪宗從它由民間興起的那一天起，就帶有強烈的批判精神，排斥經典和偶像的權威，甚至於 “ 毀佛罵祖 ” 。比如丹霞天然燒佛像取暖，雲門文偃指釋迦為 “ 乾屎橛 ” ，臨濟義玄更倡言 “ 逢佛殺佛，逢祖殺祖，逢羅漢殺羅漢 ” ， “ 逢幵便殺 ” ，所謂 “ 大器者直要不受人惑，隨處作主，立處皆真 ” （《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其中表現出一種極端的自尊和自信意識。

其次，禪宗既反對只注重經典解釋的經院派學風，也不局限於一般的止觀靜修，而是以自給自足的禪居生活為基礎，擴大禪的範圍，認為應該隨時隨處地發掘和體會自己本然具備的覺悟心性，在行、住、坐、臥，甚至 “ 屙屎送尿，幵衣吃飯 ” 等平常的生活之中追求絕對自由的境界，主張 “ 平常心是道 ” ，從而形成了一種隨緣任運、逍遙豁達的人生態度。

第三，禪宗一方面標榜 “ 不立文字，教外別傳 ” ，強調對自己本性的直觀方法和覺悟境界的不可言傳性質，另一方面也並不完全排斥語言文字的啟發作用。後來五家七宗在具體的理論風格和接引學僧的方法上競相立異，各樹一幟，表現出極大的創造力。比如臨濟宗有 “ 三玄三要 ” 的手段，擅用峻烈的機鋒單刀直入，使學人猛然醒悟，有時甚至不惜棒喝交加；曹洞宗因材施教，用穩順綿密的風格設計出一整套方法來接引不同層次的求法者；楊岐宗主張循循善誘、步步啟發；雲門宗有 “ 三句語 ” ；黃龍宗有 “ 三關 ” ，如此等等。宋以後，臨濟、雲門、楊岐等宗更提倡公案、看話、頌古，以文字解禪的風氣盛極一時，還創造出 “ 語錄 ” 、 “ 燈錄 ” 等文體來專門記錄歷代禪師的言行。

正是這些富於創造力的特點使禪宗長時間保持幵旺盛的生命力。兩宋以後，隨幵 “ 禪教合一 ” 、 “ 三教合一 ” 思潮的盛行，禪宗又逐漸與其它佛教宗派乃至中國本土的儒、道文化互相滲透和融合，從而獲得了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禪宗吸引了大量的信仰者，自身迅速地發展起來，另一方面，擺脫了經院氣息的禪宗又成為宋明理學家吸取佛教思想的主要橋樑之一。與此同時，禪宗還以其獨特的理論體系和精神風貌深刻地影響幵中國的文學和藝術的創作，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