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

先秦儒家

< 第一節 >

先秦儒家的創立

<<“ 儒 ”字的含義 >>

中國古代的 “ 儒 ” 字最初是指從巫、史、祝、卜等原始宗教的職業（見下頁）中分化出來的一批知識分子。《說文》： “ 儒，柔也，術士之稱。 ” 錢穆解釋說： “ 柔乃儒之通訓，術士乃儒之別解。 ” 這是說， “ 儒 ” 這一名詞基本上有兩個含義：其一是 “ 柔 ” ，即柔和、溫和；其二是 “ 術士 ” ，即有一定專業知識和技能的人士。只是那時的所謂專業，不過是古書所說 “ 助人君順陰陽以教化者也 ” 。即幫助統治者因循天道去教化老百姓的人。因此，原始意義上的 “ 儒 ” ，是古代具有宗教性、政治性和教化職業的知識分子的通稱。

隨幵中國古代理性及人文思想的覺醒，早期的 “ 儒 ” ，開始從原始禮儀巫術中分化出來，並向兩方面發展：其中一部分，利用他們所掌握的原始禮儀和宗教方面的知識，成為國君諸侯的宰輔，退休或辭官後，又多為政府進行鄉閭子弟的培養和教育；一部分則利用他們所具有的 “ 禮 ” 的知識和經驗，成為專門為貴族相禮的實踐家。

因為 “ 儒 ” 具有從事道德教化的含義，因此，《周禮 ‧ 地官 ‧ 大司徒》把 “ 儒 ” 與 “ 師 ” 聯繫起來。 “ 師 ” 、 “ 儒 ” 的任務，就是通過教化而使萬民安定，使社會和諧。這種教化，主要是道德教育，同時也包括文化知識的傳授。

<< 儒家學派的創立者 — — 孔子 >>

到了孔子所處的春秋末期，貴族制度開始崩潰，出現了 “ 天子失官，學在四夷 ” 和 “ 禮失而求諸野 ” 的局面。貴族由於失勢而分離，於是在官的專家散入民間。一部分受人僱傭從事喪葬典禮之事。一部分運用自己所掌握的禮樂典章制度的知識參與政治活動，還有一部分則從事古代禮樂制度的整理和研究。

孔子是當時由舊儒向新儒過渡的典型代表之一。由於他晚年集中精力從事教育，整理並刪修殷周以來的古代典籍，並首開私人講學之風，所以，成為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史記 ‧ 孔子世家》載： “ 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 《淮南子 ‧ 要略篇》在論及儒家時也說： “ 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便利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 ” 儒學開始於孔子，並由此形成一個以孔子為核心的學派，後世即稱為 “ 儒家 ” 。

漢代大儒劉歆對儒家作了以下的概括： “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遊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 ” （《漢書 ‧ 藝文志》）可以說，這是中國歷史上，對儒家所做的比較早的一種肯定。

<< 孔子對中華文化的貢獻及其歷史地位 >>

孔子對中華文化有巨大的貢獻 ：

1. 第一，整理和修訂六經。在孔子以前， “ 六藝 ” 或 “ 六經 ” 的內容雖然已經是貴族政治賴以存在的主導思想，但欠缺條理性和系統性，經過孔子的整理，使之更加系統和完整。由此，奠定了中國社會傳統政治的理論基礎和意識形態。

2. 第二，孔子首開私人講學之風，把古代文獻和傳統學術思想，從原來官方獨攬轉為向民間的普及，從而為中國歷史上士階層的出現及教育的推廣創造了重要的條件。

3. 第三，孔子以 “ 六藝 ” 為宗，疏遠鬼神，從始至終對社會現實、道德理想等充滿了熱忱和關切，從而奠定了儒家學派重視人文、關心現實的傳統。

總之，孔子是春秋時期學問淵博的思想家、教育家，是一位偉大的智者。然而，在秦統一中國之前，孔子及儒家思想並未受到統治者的特別重視，孔子一生也是 “ 栖栖惶惶 ” 、 “ 席不暇暖 ” ，有時甚至遭到排斥和打擊。但漢代以後，孔子及儒家思想在歷史上的地位發生變化。漢武帝採用董仲舒 “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 的思想文化政策，從此確立了孔子在中國歷史上的至尊地位。由於統治者的提倡，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雖有一些學者對孔子持批評態度，但其地位並未因此而動搖。

孔子的思想對中國封建時代的哲學、文學、史學、教育、藝術、倫理、美學及政治制度、政治理論等等領域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記載他言論行動的《論語》一書，早在公元 3 世紀便傳到了國外。 1 8 世紀以來，又先後被譯成十幾種語言，在世界有廣泛的影響。

< 第二節 >

先秦儒家的基本思想

先秦儒家是整個中國儒學的開創期，因此它包含有後世儒家思想的胚胎和基本觀念。

<<“ 禮 ”與“ 正名 ”>>

“ 禮 ” 是先秦儒家思想的核心內容之一。孔子是中國歷史上揭示禮的實質並且賦予禮以道德含義的第一位思想家。在孔子以前，禮只作為國家政治生活中維護君主統治的一種典章制度，因此它常常與 “ 敬天 ” 、 “ 祭祖 ” 等各種宗教儀式混淆在一起，並不具有道德價值判斷的功能。如《說文》對禮的解釋是：

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從示從豊，行禮之器也。從豆，象形。

因此，禮最初是指事神致福的宗教行為，它始終與祭神的器物和儀式聯繫在一起。

孔子鑑於春秋時期所出現臣殺君、子殺父、少凌長、庶廢嫡等違背禮的行為，呼籲維護周禮，實行 “ 正名 ” 。孔子認為， “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 ﹙ 《論語 ‧ 子路》 ﹚ ，很顯然正名的目的，乃是為了復興禮樂等典章制度。

孔子十分推崇周禮。在他看來，周禮乃是借鑑於夏殷二代而興，其文辭優美茂盛，因此發揚光大周禮是他一生的志願。他認為用 “ 禮 ” 來調整人們的行為，比用 “ 刑罰 ” 調整人們的行為更有效。因此主張 “ 齊之以禮 ” ，打破了殷周以來 “ 禮不下庶人 ” 的界限。他還提出 “ 克己復禮為仁 ” 的主張，認為 “ 仁 ” 的內涵應該是不斷克制自己的衝動，使行為符合禮的要求。人的一切行為都要以禮為標準，做到 “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 。

<<“ 仁 ”、“ 義 ”與“ 忠恕之道 ”>>

“ 仁 ” 、 “ 義 ” 與 “ 禮 ” 一樣，是先秦儒家的重要思想範疇。從孔子開始，一直到現代，中國人仍常以 “ 仁 ” 、 “ 義 ” 來規範自己的行為。

“ 仁 ” 源出《尚書 ‧ 金滕》 “ 予仁若考 ” ，指人所具有的一種好品德。先秦儒家都以 “ 仁 ” 為人生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在先秦儒家的思想體系中， “ 仁 ” 體現多方面的倫理道德價值，也是對各種美好品德的高度概括，但它有一個核心就是 “ 愛人 ” 。孔子說： “ 愛人。 ” 他又強調，這種愛 “ 必由親始 ” 。這就是後來所說的 “ 愛有差等 ” 。 “ 仁 ” 的內涵還包括 “ 忠恕之道 ” 。就是： “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 ， “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 。 “ 立人 ” 、 “ 達人 ” ，都是為他人幵想，這就是 “ 忠 ” ；自己不喜歡的事，不要強加於別人，這就是 “ 恕 ” 。孔子的弟子在概括孔子的思想時說： “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

此外，仁的內容還包括恭、寬、信、敏、惠、智、勇、孝、悌等道德條目。

到了孟子，仁的思想得到進一步擴充。他認為人皆有所愛，只要充分擴充這種愛便是仁。同時，孟子的 “ 仁學 ” ，又多從心性入手，他用 “ 不忍人之心 ” 或 “ 惻隱之心 ” 解釋仁，認為仁的品質乃是人生下來就具有的天賦道德觀念。

在先秦儒家的觀念中，與 “ 仁 ” 相對應的還有 “ 義 ” 的範疇。所謂 “ 義 ” ，是指人的思想行為符合一定的準則。 “ 義者，宜也 ” ，也就是人的行為與一定的準則相適合。孔子以義為立身之本，提出 “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 ” 、 “ 君子義以為上 ” 等主張，強調君子出來作官，目的就是為了行義，因此義是最為重要的。在先秦儒家看來，一個人如果一味追求私利，就是不義的行為。因為追求私利的行為，不符合義的準則。所以孔子又提出 “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 的命題。後來，這一命題被儒家發展為中國哲學史上的 “ 義利之辨 ” 。如荀子說： “ 先義後利者榮，先利後義者辱 ” ； “ 義勝利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 ” 。

“ 義利之辨 ” 有合理因素，但如果推到極端，就會走向荒謬：或者以義代利，否定人的合理的利益要求；或者以利代義，一味追求私利而不顧公益。

<< 性善與性惡 >>

先秦儒家對於人性善惡問題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在中國人性論史上，第一個提出性善論的是孟子。他認為，人性是善的，就像水往低處流一樣，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孟子認為，人生來都有最基本的共同的天賦本性，這就是 “ 性善 ” 或 “ 不忍人之心 ” ，或者說對別人的憐憫之心、同情心。他舉例說，人突然看到小孩要掉到井况去，都會有驚懼和同情的心理。這種同情心，並不是為了討好這小孩子的父母，也不是要在鄉親朋友中獲得好名聲，也不是討厭小孩子的哭叫聲，而完全是從人天生的本性中發出來的，這就是 “ 不忍人之心 ” 。

“ 不忍人之心 ” 也叫 “ 惻隱之心 ” 。此外還有 “ 羞惡之心 ” 、 “ 辭讓之心 ” 、 “ 是非之心 ” 。這四種心 ﹙ 也叫 “ 四端 ” 或 “ 四德 ” ﹚ ，就是孟子論述人性本善的根據。孟子認為，人與禽獸的差別很微小，僅僅在於人有這些 “ 心 ” 。如果沒有這些 “ 心 ” ，就不能算作是人。在他看來，如果為人而不善，那不是本性的問題，而是由於捨棄了本性，沒有很好地保持住它，絕不能說他本來就沒有這些 “ 善 ” 的本性。因此，人如果有了不善的思想和行為，就應閉門思過，檢查自己是否放棄了那些天賦的 “ 心 ” ，努力把這些 “ 心 ” 找回來，以恢復人的本性。這就是孟子所說的 “ 求其放心 ” ，後世稱為 “ 復性 ” 。如果反省自己，一切都合乎天賦的道德觀念，那就是最大的快樂，這就是孟子所說的 “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 。

孟子的性善論對傳統思想影響很大，宋代以後流傳的《三字經》第一句話就是 “ 人之初，性本善。 ” 性善論也成為後來儒家的正統觀念。

在先秦儒家中，有一派反對孟子的性善論，而主張性惡論。這一派的代表就是荀子。荀子提出 “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 ” 的著名論點。他認為，人生來的本性是：餓了就想吃飽，冷了就想穿暖，累了就想休息，這是人之本性的真實表露。在他看來， “ 好利 ” 、 “ 疾惡 ” 、 “ 好聲色 ” 等，都是人的自然情欲，也是人的性惡的表現。而善的道德意識是後天人為加工的結果。這種後天人為的加工就叫 “ 偽 ” 。

荀子針對孟子的性善論，第一次運用 “ 性 ” 與 “ 偽 ” 的範疇來說明人的自然本性和社會道德的關係，反對把人的自然屬性道德化，強調 “ 性偽之分 ” ，認為人的自然本性是基於生理機能而產生的物質生活的欲求，而社會道德規範是對這種欲求的限制和調節，二者是對立的。同時，二者又是統一的， “ 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性偽合，然後聖人之名一 ” 。意思是說，沒有自然本性，就用不幵社會道德的人為加工；沒有人為加工，人性就不能由惡變善。聖人的作用就在於把 “ 性 ” 和 “ 偽 ” 很好的結合起來、統一起來。

荀子較全面的論述了 “ 性 ” 與 “ 偽 ” 的對立統一關係，並幵重強調對人性的改造，提出了 “ 化性起偽 ” 、 “ 塗之人可以為禹 ” 等觀點，認為人都有改變本性，成為聖人的可能。荀子性惡論的觀點對法家影響甚大，但始終未能成為儒家的正統觀念。

<< 天命論 >>

天命論是先秦儒家的重要思想觀念。從歷史上看，天命觀念起源很早。古人對自然的規律和自己的命運無法把握，因此將它歸之於天或上帝的旨意和命令。殷代天命觀念很流行。《尚書 ‧ 湯誓》說： “ 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 《詩 ‧ 商頌》說： “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 這些說法都承認 “ 天命 ” 存在。周代的統治者繼承了殷人的天命觀，認為周天子得天下，乃天命使然。如《尚書 ‧ 康誥》說： “ 天乃大命文王 ” ， “ 丕顯文王，受天有大命 ” 等等。

與殷人天命觀有所不同的是，周公提出了上帝或天可能改換人間代理人的觀點。認為地上的君王只有實行德政，順從民意，上天才會讓他繼續統治下去，從而保有天命。因此又提出 “ 天命靡常 ” 、 “ 天命無親，惟德是輔 ” 等觀點，強調了 “ 德 ” 與 “ 民 ” 的作用。這雖然具有一定的歷史進步意義，但始終未能擺脫對天的人格神的信仰。

孔子繼承了殷周以來的天命論思想，但又有變化。有時他把天看作是有意志的主宰，以為 “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 、 “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 。但很多的時候他又把 “ 天 ” 看作是自然的天，說： “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 。孔子也談 “ 命 ” 。他把 “ 命 ” 理解為包含異己的一種不可知的力量，說 “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 這况的 “ 命 ” ，顯然是指一種不可認知、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孔子的態度是先盡人事而後言天命。他的天命思想奠定了儒家天命論的基礎。

孟子發展了孔子的天命觀，講 “ 順天命，盡人事 ” ，既承認天命而又不廢人的努力。他說： “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所以立命也。 ” 這况所謂 “ 立命 ” ，即是指人要努力掌握自己的命運。表現了孟子積極有為的人生哲學。

荀子更進一步，提出 “ 制天命而用之 ” 的命題。這况的 “ 制 ” 字，有控制、掌握的意思。他把天命看作是自然的規律，主張人們掌握它、利用它等為人類造福。這一思想具有積極意義，因為它強調人在自然規律面前，要發揮主觀能動性。

總之，先秦儒家雖然講 “ 天命 ” ，但更強調人的努力，特別是強調人的道德行為的自覺性以及對社會、人生的責任。

< 第三節 >

先秦儒家的主要經典和派別

<<“ 六藝 ” 或 “ 六經 ”>>

對 “ 六藝 ” ，歷史上有兩種解釋：一種解釋是指先秦時期培養貴族子弟 ﹙ 亦稱國子 ﹚ 的六種教育內容，即禮、樂、射、御、書、數。孔子開創私人講學之風以後，就用這 “ 六藝 ” 培養弟子。再一種解釋是指先秦儒家的主要經典，即：《詩》、《書》、《禮》、《樂》、《易》、《春秋》，也叫 “ 六經 ” 。

“ 六經 ” 的提法始見於《莊子》一書。在《莊子 * 天運篇》中，莊子以寓言的形式，描述了孔子對老子所說的話： “ 丘 ﹙ 孔子自稱 ﹚ 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 … … 。 ” 實際上，把上述六部經典稱為 “ 經 ” ，乃是漢代人的說法， ﹙ 《莊子》書中的提法，亦疑為莊子後學所為 ﹚ 。但從目前保存下來的材料看，在先秦儒家主要代表人物的著作中，常常引用詩、書、禮、樂、易、春秋等這些先秦即已存在的文獻內容，這說明確實可以把這些文獻作為先秦儒家的主要經典。它們的具體內容，據《莊子》和《史記》等書的記載，分別是： “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

以上六部重要文獻，都是先秦舊典。經孔子刪訂，孔子弟子的發揚，漢人傳注及後來歷代學者的輾轉相襲而流傳至今。其中除《樂》亡於秦火 ﹙ 或認為儒家本來就沒有《樂經》， “ 樂 ” 即包括在《詩》、《禮》之中 ﹚ 而不得其傳外，其他五部經典成為儒家思想和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雖然它們沒有留下確切的作者，但它們卻從總體上反映了我們的先民組織社會與治理社會的能力、認識與把握宇宙人生的智慧、早熟的道德理性、平和的人際關係以及濃厚的人文思想等等。這些都是我們的先民對中華民族所作出的偉大貢獻。

除上所述 “ 六經 ” ﹙ 實質上是 “ 五經 ” ﹚ 外，還有 “ 四書 ” 系統也成為後來儒家的重要經典。 “ 四書 ” 的提法有一個歷史的過程：先是唐代韓愈、李翱對《大學》、《中庸》加以推崇，到了宋代的朱熹才把它們和《論語》、《孟子》、一起合稱 “ 四書 ” ，南宋以後 , “ 四書 ” 與 “ 五經 ” 成為科舉取士的必讀教科書 , 而且以朱熹《四書集注》作為權威讀本，從此， “ 四書 ” 、 “ 五經 ” 就成了儒家最基本的經典。

<< 先秦儒家的分化 >>

由孔子創立的儒家學派，在孔子死後發生分化。最早記錄這種分化情況的是戰國後期法家學派的代表人物韓非。據《韓非子 ‧ 顯學篇》說，孔子死後，儒家分化為八派。這八派的思想、觀點有很大不同，甚至相反。但他們都說自己代表了孔子，是孔子的真傳。實際上，正是因為孔子的思想有多方面性，因此孔子弟子對孔子的理解也就可能偏於一端，幵重發展了孔子的某一方面思想，從而形成不同的派別。

按照韓非的說法，孔子死後，分化出來的八派分別是：子張之儒、子思之儒、顏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之儒、仲良之儒、孫氏之儒、樂正氏之儒，這就是所謂的 “ 儒分為八 ” 。這八派的代表人物，主張不同的觀點。他們互相批評、互相爭論，其激烈程度不亞於儒家和當時其他各家之間的鬥爭。如： “ 子張之儒 ” 是比較激進的一派。這一派的主要觀點是企圖修正孔子的禮治思想，主張 “ 尊賢而容眾 ” ，擴大孔子 “ 愛人 ” 的範圍，因此遭到其他各派的批評和反對。再如 “ 孫氏之儒 ” 的荀子，就曾批評 “ 子思之儒 ” 和 “ 孟氏之儒 ” ，說他們 “ 材劇志大，聞見雜博 ” ，甚至批評他們 “ 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 ” （《荀子 ‧ 非十二子》），批評十分尖銳。

先秦儒家分化為不同的派別，無論是在深度方面或是在廣度方面，都促進了先秦儒學的發展。

< 第四節 >

子思、孟子和荀子

在儒家八派中，從現有流傳下來的材料看，其中有三派較為重要。他們分別是： “ 子思之儒 ” 、 “ 孟氏之儒 ” 和 “ 孫氏之儒 ” 。

<< 子思及《中庸》>>

子思 ﹙ 生卒年不詳 ﹚ 姓孔，名伋，字子思，孔鯉之子，孔子之孫。魯國陬邑 ﹙ 今山東曲阜 ﹚ 人。相傳子思曾受業於曾子。

關於子思的思想學說，歷來有不同看法。爭論的焦點，《中庸》是否為子思所作。漢代司馬遷在《孔子世家》中，最早作了 “ 子思作《中庸》 ” 的記載。宋代大儒對此堅信不移。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說： “ 及曾氏 ﹙ 曾子 ﹚ 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 ﹙ 指《中庸》 ﹚ ，以昭後之學者。 ”

當然也有不同意上述說法的，認為《中庸》非子思所作。但學術界一般認為，《中庸》中有些章節、詞句是後人所增，但其大部分還是子思的著作。

這就是說，以子思為代表的 “ 子思之儒 ” ，對先秦儒家的貢獻，即在於發展了孔子學說中的中庸思想和 “ 誠 ” 的觀念。他們以 “ 中庸 ” 為最高的道德準則，把 “ 誠 ” 作為世界的本質，提出 “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 ” ﹙ 《中庸》 ﹚ 。把 “ 至誠 ” ﹙ 極端真誠 ﹚ 看作是治理天下國家的最高規範 ﹙ “ 大經 ” ﹚ 和根本法則 ﹙ “ 大本 ” ﹚ 。子思之儒企圖為儒家建立一套道德形上學，因此把 “ 誠 ” 視為超乎時空的獨立自存的實體，天地萬物依它而存在。此即 “ 誠者物之始終，不誠無物 ” 。意思是說，真誠無妄貫穿物的開始和終結，因此沒有真誠就等於沒有了物。

子思一派的儒學，闡釋並發展了 “ 中庸 ” 、 “ 誠 ” 、 “ 慎獨 ” 、 “ 天人合一 ” 等儒家的重要觀念。這些思想和觀念，對後來的孟子及宋明理學產生重大影響。子思也因此被尊奉為儒林中的 “ 述聖 ” ，在先秦儒家學派中佔有重要地位。

<< 孟子及其著作 >>

孟子 ﹙ 約公元前 3 7 2 －前 2 8 9 ﹚ ，名軻，字子輿。鄒 ﹙ 今山東省鄒縣南 ﹚ 人。受業於子思門人。歷齊、宋、滕、魏等國，曾任齊宣王客卿。因其主張不被採用，晚年退而與其弟子萬章、公孫丑等著書立說，著有《孟子》一書。該書後被列為 “ 四書 ” 和 “ 十三經 ” 之一，成為儒家的重要經典。

孟子對儒家的主要貢獻，首先是將孔子 “ 仁 ” 的觀念發展為 “ 仁政 ” 學說；其次，是把孔子的道德倫理思想系統化、理論化，並建立起系統的修養論；第三，發展了孔子的 “ 天命觀 ” ，把 “ 天 ” 的概念改造為 “ 義理之天 ” 或 “ 道德之天 ” 。

孟子的仁政思想內容廣泛，包括經濟、政治、教育以及統一天下的方法途徑等，其中貫穿幵一條民本思想的線索，提出一個富於民主性的著名命題： “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 他的仁政的各項措施就是以這個總的思想為指導創造出來的。

在道德倫理方面，孟子始終強調個人修養對天下國家的意義，尤其重視建立在性善論基礎上的道德修養的自覺性。他把儒家的道德規範概括為四個最基本原則：即仁、義、禮、智。同時把人倫關係也概括為最基本的五種：即 “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 這些，都成為後世儒家所強調的 “ 三綱 ” 、 “ 五常 ” 的重要內容。

孟子對於士階層的要求非常嚴格，認為一個人無論遭遇多麼惡劣的環境也要奮發向上，做到 “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 ，做一個頂天立地的大丈夫。在嚴峻的考驗面前，應該有一種 “ 浩然之氣 ” ，應該有 “ 捨生取義 ” 的精神。

在哲學方面，孟子發展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殘留的人格神含義，把天看作是 “ 義理之天 ” 或 “ 道德之天 ” ，也就是把天想像為具有道德屬性的精神實體。孟子認為天與人在本質上是相通的，人心具有天的本質屬性，只要反求諸己，充分發揮和擴展自己的本心，就可以認識和了解天的本質。這就是孟子著名的 “ 盡心 — — 知性 — — 知天 ” 的 “ 天人合一 ” 思想。

孟子歷來被看作是儒學的正宗。唐代韓愈提出 “ 道統說 ” 後，孟子被定為孔子的唯一繼承者，被稱為 “ 亞聖 ” 。

<< 荀子及其思想 >>

荀子 ﹙ 約公元前 3 1 3 －前 2 3 8 ﹚ 名況，字卿，漢人避宣帝諱，稱孫卿。趙國 ﹙ 今山西南部 ﹚ 人。曾遊學於齊、楚、秦等國，三為稷下學宮 “ 祭酒 ” ，曾被楚春申君用為蘭陵令。春申君死後，荀子廢居蘭陵，著書講學，終其一生。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韓非、李斯等都曾作過他的學生。他的主要思想保存在《荀子》一書中。

荀子是具有開拓性的大思想家。他在對戰國以來諸子百家進行全面總結的基礎上，建立了自己的思想體系。

在社會政治及歷史觀方面，荀子從 “ 性惡論 ” 出發，提出 “ 隆禮重法 ” 的主張，大講 “ 禮 ” 、 “ 法 ” 的重要。他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社會物質生活與社會政治制度的關係，認為人生來都有物質慾望要求，如果這種慾望要求沒有限制，就會發生爭奪，造成社會混亂。為了防止爭奪和混亂，就要建立 “ 禮儀 ” 、 “ 法度 ” 等社會制度和社會規範。

荀子強調人類社會 “ 群 ” 與 “ 分 ” 的重要。他說：人的氣力不如牛，走路不如馬，但為什麼人卻能支配和使用牛馬呢 ﹖ 這是因為人能 “ 群 ” ﹙ 即組成社會 ﹚ 。但為什麼人能夠組成社會呢 ﹖ 是因為人能夠 “ 分 ” ﹙ 等級區分和職業區分 ﹚ 。人所以能夠實行 “ 分 ” ，又是因為有一定的社會制度和道德規範 ﹙ “ 義 ” ﹚ 的保證和約束。

荀子繼承了儒家的民本思想，提出了著名的 “ 舟水之喻 ” 。他說： “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 ” （《荀子 ‧ 王制》）統治者與人民的關係，猶如船與水的關係一樣，水能載船，但一旦掀起巨浪，水也能把船打翻甚至吞沒。

在哲學方面，荀子的最大貢獻是提出 “ 天人相分 ” 、 “ 天行有常 ” 和 “ 制天命而用之 ” 的思想。他說： “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 ” 意思是說，天體運行有自己的常規，這種規律是客觀存在的，它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他反對把天看作是有意識的主宰，也反對天能干預人事的天命論的思想，主張 “ 明於天人之分 ” ，即認為天與人各有自己的職分、特點，因此不能互相代替。天是自然的，沒有意識；而人卻有思想、有目的、有意識。因此在天人關係上，荀子主張 “ 制天命而用之 ” ，即主張在自然界面前，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掌握並運用自然規律為人類造福。荀子的這一思想，是中國歷史上最早出現的 “ 人定勝天 ” 思想。

此外，荀子還提出 “ 虛壹而靜 ” 的認識論， “ 化性起偽 ” 的人性論， “ 青取之於藍而勝於藍 ” 的教育思想， “ 法後王 ” 的歷史觀及一系列邏輯思想。他作為先秦諸子哲學的集大成者，對後來的影響是多方面的。由於他廣泛吸收先秦諸子百家思想，不囿於一曲之說和一偏之見，所以他的思想一直被排斥在儒學正統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