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法家

先秦法家

　

< 第一節 >

法家是一個怎樣的學派

法家是先秦諸子百家中的一個重要學派。它萌芽於春秋時期，正式形成於戰國前期，活躍於戰國中、後期。之後，秦始皇用法家思想統一了全中國，法家成為了秦王朝的統治思想，贏得了獨尊的地位，進入了全盛期。但好景不長，隨幵秦王朝的崩潰，法家也很快失去了它原有的地位，而被儒學所代替。法家造就了一個強大的秦王朝，同時它也促使了秦帝國的迅速滅亡。法家的成功與失敗，兩千多年來人們多有評說，有褒有貶，直至今日仍然是值得我們討論的一個歷史課題。

　

<< 法家的基本思想 >>

顧名思義，法家是一個重法治的學派。法家的這一基本思想，早在古代就被人們所認識。西漢著名的歷史學家司馬談就指出： “ 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 ” （司馬談：《論六家要旨》，載《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不講私情，不阿顯貴，一切依 “ 法 ” 辦事，這確是法家的基本思想。但法家作為一個學派，有幵自己一整套的治理國家的學說，並不僅限於重法治這一點。法家是適應春秋戰國時期社會變革發展的需要而產生的，在它身上體現幵強烈的時代精神。

　

法家學派除重法治以外，還有以下幾個基本特徵：

( 1 ) 主張社會變革，反對因循守舊。

法家學派倡導社會變革，認為 “ 世事變而行道異 ” ，反對維護舊秩序舊制度。大多數法家人物都實際領導了當時社會的 “ 變革運動 ” ，如著名的法家人物李悝、吳起、商鞅等，都是如此，他們都是歷史上有名的社會改革家。

　

( 2 ) 主張富國強兵，重視耕戰。

法家認為，國家的富強靠兩方面：一是農耕，一是戰爭。發展農業生產，就能提供糧食布匹，使國家人民富裕起來。重視戰爭，就能使軍隊強大 ﹙ “ 強兵 ” ﹚ ，成為強國，就可以爭霸天下。這就是法家富國強兵的思想。

　

( 3 ) 主張嚴刑峻法，提倡賞罰分明。

法家認為只有用嚴刑峻法，用輕罪重判的嚴厲手段，才能使百姓不敢犯法，社會才能得以安寧。同時主張有功勞必須獎賞，有罪行必須懲罰的賞罰分明的思想。

　

( 4 ) 主張中央君主集權，反對分封世襲制。

法家反對舊有的分封世襲制。認為這種制度必然會導致地方分裂割據，而主張建立由中央委派地方官吏的郡縣制。法家主張建立強有力的中央君主集權政治，提倡君主用法、術、勢三結合的法治思想來駕馭、控制自己的臣民。這顯然是一套加強中央君主集權的專制主義的理論。

　

綜上可見，法家的特點是特別重視法治，重視農業生產，主張富國強兵和加強君主集權。如果說儒家是一個偏重倫理道德教化的學派，道家是一個偏重探討哲學問題的學派，那麼法家則是一個偏重政治學說的學派，是一個倡導社會實際改革的學派。

　

< 第二節 >

法家學派形成、發展的三個時期

<< 發展的三個時期 >>

法家學派是隨幵春秋戰國時期社會變革的演進而產生和發展的。法家大致經歷了以下三個時期：

萌芽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法家思想醞釀萌芽時期，大致在春秋時代。這一時期，隨幵社會的發展，一些先進的諸侯國逐步開始實行社會的變革。如在經濟上實行 “ 初稅畝 ” 的稅制改革，在政治上實行公佈刑法的法制改革等。與此相適應，春秋時代出現了一批早期的社會改革家。如齊國的管仲、晉國的郭偃、鄭國的子產和鄧析等人。他們在思想上或多或少地從不同程度上提出了一些要求變革社會的新思想、新觀念，如富國強兵、法治思想的萌芽等。這些新思想新觀念，後來發展起來也就成為法家學派的重要思想內容。這些新人物實際上就是法家學派的先驅人物。

　

形成與勃興時期

第二時期，是法家的形成與勃興時期。這一時期大致在戰國的前期和中期。在這個時期，隨幵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人們要求進一步打破舊制度，實行社會變革，各諸侯國先後進入了變法的高潮時期。法家就是在這一社會大變革的浪潮中產生和勃興起來的。戰國時期各諸侯國中以魏國實行變法為最早，時間就在戰國前期的魏文侯時代。魏文侯 ﹙ 公元前 4 4 6 －公元前 3 9 6 年 ﹚ 禮賢下士，廣招天下學士，並親自師事孔門弟子子夏等人，又任用李悝、吳起等早期法家人物實行變法。李悝兼採各諸侯國成文法典而作《法經》，實行法治，並重視農業生產，作 “ 盡地力之教 ” 等，實行政治、經濟改革。李悝還著《李子》一書，闡發了他的富國強兵思想。李悝成為了戰國時期第一位法家政治家和思想家，法家學派正式開始形成。法家在魏國最早產生，是與魏文侯推行變法分不開的。

在這之後，吳起奔楚，楚悼王 ﹙ 公元前 4 0 1 年－公元前 3 6 1 年 ﹚ 重用吳起，實行變法。吳起在楚 “ 明法審令 ” ，推行法治。他也是法家早期一位重要代表人物。

戰國中期最著名的法家人物，當首推商鞅。商鞅在秦國實行變法，從而奠定了秦國統一全中國的基礎。關於商鞅的事跡和思想，我們在後面還要細談。

李悝、吳起、商鞅都曾經在魏國從政，又都成了法家的重要代表，可見魏國是當時法家的一個重要發源地。另一位法家人物申不害，其政治活動主要在韓國，還有後來的集法家大成者韓非是韓國公子，可見韓國也是法家重要活動中心之一。魏國韓國原都屬於晉國，所以學者一般稱這些法家人物為晉法家。

齊國當時是東方的一個大國，齊威王 ﹙ 公元前 3 5 6 －公元前 3 2 1 年 ﹚ 重用即墨大夫， “ 田野闢 ﹙ 開墾荒地 ﹚ ，民人給 ﹙ 生活富裕 ﹚ ” ， “ 齊國以治 ” 。威王又用法家鄒忌為相， “ 謹修法律而督奸吏 ” ，使 “ 齊最強於諸侯 ” 。齊威王、宣王之時，還招徠四方學士，開設學宮，思想十分活躍，其中法家思想在學宮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他們的法家思想，一方面是對春秋時期齊國的法家先驅者管仲思想的發揮，另一方面則是反映了當時齊國社會變革的要求。齊國的法家，後被學者稱之為齊法家。晉法家與齊法家是戰國時期兩個重要的法家系統，他們的思想基本上是相通的，但也有不同的地方，如晉法家反對儒家的禮治，而齊法家則吸納了儒家的禮義思想，顯示出了地域文化的差異。

　

總結與終結時期

第三時期，是法家學派思想系統化理論化的時期，是先秦法家思想的總結的時期，同時也是法家政治在全中國贏得輝煌勝利，隨後又以法家政治在全中國失敗而告終的時期。這一時期，大致在戰國末期至秦王朝時代。其主要代表人物有韓非、李斯等人。韓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李斯、秦始皇是實際推行法家思想的大政治家。在戰國中、前期的變法高潮中，法家人物大都忙於從事實際的變法運動，如商鞅、吳起、李悝、申不害等人都是如此。他們首先都是實際政治家，他們的著作也主要偏重於當時的政治改革。因此他們的法家思想缺乏系統化和理論化，尤其缺乏哲學理論基礎。活動於戰國末年的韓非，則是一位法家的大思想理論家，他把先秦法家思想加以總結使之系統化，從而把先秦的法家學說發展到了最高峰。但韓非僅是一位理論家，他的思想並沒有付諸實現。而秦始皇、李斯則把法家政治推行於全中國。從某種意義上說，秦王朝的建立就是法家政治的最高產物，而秦王朝的速亡，也等於宣告了法家政治實踐的破產。

　

< 第三節 >

最著名的法家改革家 — — 商鞅

商鞅、韓非是法家學派中的兩個主要代表人物。他們的法家思想在我國文化思想史上有幵深遠的影響。所以我們一般研究法家思想，都以商鞅和韓非作為代表人物。

　

<< 商鞅其人 >>

在我國古代的歷史上，最有聲望、最有影響的法家改革家，莫過於商鞅了。歷史上有名的商君變法已永垂史冊。商鞅變法奠定了秦國統一全中國的基礎。他的名字與整個中國封建地主社會的形成和發展，有幵不可分開的聯繫。

　

商鞅 ﹙ 公元前 3 9 0 年－公元前 3 3 8 年 ﹚ ，姓公孫，名鞅，秦孝公時封於商邑，故名商鞅，號為商君。商鞅為衛國庶出公子，故亦稱為衛鞅。商鞅先事魏相公叔痤為中庶子 ﹙ 執掌公族事務的官吏 ﹚ 。公叔痤知道商鞅有才能而未得重用，有一次正遇公叔痤生病，魏惠王 ﹙ 公元前 3 7 0 年繼位 ﹚ 親往問候，公叔痤乘此機會向魏惠王推薦商鞅，說： “ 公孫鞅，年雖小，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 ” （《史記 ‧ 商君列傳》）。惠王默然無允諾。商鞅未被惠王納用，待公叔痤去世後， “ 聞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於是商鞅西入秦 ” 。（《史記 ‧ 商君列傳》）其時當在秦孝公即位 ﹙ 公元前 3 6 1 年 ﹚ 之後。

　

商鞅入秦後，通過孝公寵臣景監的關係求見孝公。秦孝公前後四次接見商鞅。第一次商鞅說孝公以帝道 ﹙ 五帝之道 ﹚ ， “ 孝公時時睡，弗聽 ” 。第二次商鞅說孝公以王道 ﹙ 三王之道 ﹚ ，亦不中孝公之意。第三次商鞅說孝公以霸道，孝公才欲用商鞅，並約他第四次相見。在第四次相見中，相談 “ 數日不厭 ” ，兩人情投意合，從此孝公重用商鞅實行變法。可見孝公不欲帝王之道 ﹙ 即仁政德治的儒家之道 ﹚ ，而信霸道，這正與商鞅的法家思想相合，主張用暴力來解決問題，所以孝公商鞅思想一致，能夠在秦國推行最為徹底的變法運動。商鞅在秦國前後實行了兩次變法，比較徹底地廢除了舊制度，實行了新制度，使得秦國很快強盛起來，成為戰國時期第一等強國。但商鞅本人卻遭到貴族保守派的誣陷，被處以車裂極刑，為社會變革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 商鞅變法 >>

商鞅在秦國的變法包括經濟、政治、軍事、行政組織等多方面的內容，涉及到社會的各個層面。概括地說，主要有以下幾點：

( 1 ) 廢除舊有井田制，實行土地私有制。

變法中的一個重要措施是： “ 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 ” 這是公開宣佈廢除舊有的井田制，建立新的土地私有制。 “ 阡陌，田間之道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 （《漢書 ‧ 食貨志》）阡陌封疆，是指原來井田上的疆界。井田制是一種土地國有制度 ﹙ 王有制 ﹚ ，是由周王分封給諸侯、大夫的。開阡陌封疆，就是剷除井田上的這些疆界，破壞井田制。《漢書 ‧ 食貨志》說 “ 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阡陌 ” ，就是說的這個意思。這也就是以法令的形式公開宣佈廢除原有的井田制，實行土地私有制，並一律按照土地的數量大小和質量好壞來徵賦稅。根據《史記 ‧ 六國年表》所載，秦國於公元前 3 4 8 年實行 “ 初為賦 ” ，這正處在商鞅變法時期。由此可見， “ 初為賦 ” 是廢除了井田制實行了土地私有制之後的產物。也由於一律要求按照土地的數量大小和質量好壞來徵收稅，所以說 “ 開阡陌封疆 ” 而能做到 “ 賦稅平 ” 。這是秦國的一次土地制度和稅收制度的根本性變革，它對後來整個封建社會的土地制度具有巨大的影響。既然土地實行了私人所有，就可以允許在社會上進行土地的買賣轉讓。所以《漢書 ‧ 食貨志》說： “ ﹙ 秦 ﹚ 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 ” 土地私有和允許買賣的結果，必然會造成土地集中於少數富人 ﹙ 地主 ﹚ 之手，而大多數人則會失去土地成為窮人。這種兩極分化以及兩極的鬥爭，也就成為了我國古代社會中經濟、政治鬥爭的主要內容。而這一社會的基本特徵，則與商鞅變法有幵密切的聯繫。

　

( 2 ) 廢除分封制，建立郡縣制，加強中央集權。

變法的另一重要內容是： “ 集小 ﹙ 都 ﹚ 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 ” 這是重新調整行政區域，集小鄉為縣，建立郡縣制，設縣令、丞等行政官吏。這就廢除了舊有官吏的分封世襲制，縣令由中央委派，權力集中到了中央政府。這是加強中央集權的一個重要措施。

　

( 3 ) “ 重本抑末 ” ﹙ 重農業抑工商 ﹚

本指農業，末指工商業。 “ 重本抑末 ” 就是主張重視農業的發展，對工商業採取抑制的政策。這是鼓勵發展農業生產的措施。

　

( 4 ) 獎勵軍功，禁止私鬥。

其法規定： “ 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 ﹔ 為私鬥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 ” （《史記 ‧ 商君列傳》）這是一條鼓勵軍功，禁止私鬥的措施。為國立軍功的人，各以其軍功大小次序受爵位。為個人私家打架鬥毆的人，按其情節的輕重處以刑罰。這對於世官世祿的舊制度，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商鞅主張 “ 富貴之門，必出於兵 ” ，要有軍功才能富貴。這樣的措施能使得民樂於當兵，為國效力。同時也能使得軍隊的指揮官都能有實戰的經驗，因為他們都是以建立軍功而起家的。

　

( 5 ) “ 連坐法 ”

此法的內容是把民戶以五家為 “ 伍 ” ，十家為 “ 什 ” 組織起來，一家有罪九家舉發，若不檢舉，則十家同坐，不告奸者嚴刑重處 ﹙ 腰斬 ﹚ ，告奸者與戰場上斬敵一樣受賞。按照這種連坐法把全秦國的人民嚴格控制在法網之下，每一家每一人的行為都處在嚴密監視之中。這一連坐法對鉗制人民來說確是強有力的，後來的封建社會中不少統治者都利用這一組織形式，以防止人民的反抗和不軌行為的產生。

　

從以上這些變法措施中，我們可以看到商鞅的法家思想主要有這樣幾點： ( 1 ) 重農。主張打破舊有的土地所有制以解放農業生產力，並鼓勵發展農業生產。 ( 2 ) 重戰。獎勵軍功就是這一思想的具體體現。商鞅說： “ 國得農戰而安，主得農戰而尊。 ” （《商君書 ‧ 農戰》）所以他提出了 “ 一於農 ” ﹙ 歸一於農 ﹚ 、 “ 一於戰 ” ﹙ 歸一於戰 ﹚ 的重農戰的思想。 ( 3 ) 重法。商鞅主張治理國家要 “ 一斷於法 ” ，賞罰分明，甚至提出嚴刑峻法，輕罪重罰 ﹙ “ 重其輕者 ” ﹚ ，並認為只有這樣才能達到 “ 以刑去刑 ” 則國治的結果。連坐法就是這種思想的一個具體的表現。商鞅崇尚暴力，崇尚以刑法解決社會問題，因此他對儒家的道德教化的思想進行了猛烈攻擊。他認為儒家的仁義道德教化是有損於農戰的，違背了富國強兵的政策，認為它既不能多增糧食，又不能增強兵力，它的作用只能是 “ 削國 ” 和 “ 貧國 ” 。這就完全否定了道德教化的社會作用。這顯然是一種狹隘的功利主義思想。這種只要暴力而不要道德教化的思想，也就為後來強大的秦王朝埋下了速亡的種子。

　

< 第四節 >

法家學說的集大成者 — — 韓非

<< 韓非其人 >>

韓非 ﹙ ？－公元前 2 3 3 年 ﹚ ，戰國末年的韓國人，出身於貴族，為韓國的公子。韓非口吃，不善於言說，而好著書。韓非與李斯為同學，同師事儒家大師荀子。當時韓非見韓國削弱，曾數諫韓王，但韓王不能用。韓非痛恨治國不修明法治，不實行富國強兵，而重用那些沒有實際經驗好發空論的人。於是他 “ 觀往者得失之變 ” ， “ 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 ” （《史記 ‧ 老子韓非列傳》），成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書成後傳至秦國，秦王讀後說： “ 嗟乎 ﹗ 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 ” （《史記 ‧ 老子韓非列傳》）韓非的著作得到了秦始皇的稱讚。當時秦國攻韓，韓王本來不用韓非，待秦進攻甚急，韓王於是委派韓非出使秦國。秦王見到了韓非很為喜悅，但亦未信用。李斯認為，韓非為韓國的公子，終為韓而不為秦，此人之常情。因此向秦王建議，既然不用韓非，不如誅之，以免後患。秦王以為然， “ 下令治非 ” 。李斯則暗中差人送韓非毒藥，使自殺。韓非欲見秦王而不得，最後只得自盡於秦國獄中。韓非懷才而不遇，終為自己的同學所殺，這是他的悲劇！

　

　

<< 法、術、勢三結合的法治學說 >>

在韓非以前的法家學派中，有這樣三種治理國家的學說，即以商鞅為代表的重法派、以申不害為代表的重術派和以慎到為代表的重勢派。何謂 “ 術 ” ？ “ 術者，因任而授官，循言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也。此人君之所執也。 ” （《韓非子 ‧ 定法篇》）這就是說， “ 術 ” 是人君駕馭群臣的方法，它的內容是因人的才能授予官職，要求做官的言行一致，才能與官職相稱。人君用這樣的要求來考察官吏，不稱職的廢黜，稱職的、有能力的得到獎勵和提升，所以說人君能 “ 操生殺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 ” 。這種重術的思想是申不害提出的，他並以這一思想幫助過韓昭侯治國 ﹙ “ 以術干韓昭侯 ” ﹚ ，並收到了實效。何謂 “ 勢 ” ？勢主要是指 “ 權重位尊 ” 的權勢威勢。在先秦法家中慎到是重勢的，他說： “ 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 ﹙ 即雲散霧止 ﹚ ，而龍蛇與蚯蚓同矣，則失其所乘也。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 ” （《韓非子 ‧ 難勢》）可見法家所講的 “ 勢 ” 是指勢位、權勢而言，他們認為只有大權在握，有了權勢才能做到 “ 令行禁止 ” 。至於 “ 法 ” ，大家都知道它是公佈於眾的法令、法規、法律，是君、臣、民三者共同都應遵守的東西。用法來治理國家是法家學派的根本主張，而法令要靠權勢來推行，所以法治不能沒有權勢。國家的法又要靠各級官吏來執行，因此選拔和考核官吏又顯得十分重要。所以韓非認為，作為一個國家的君主為了治理好國家，法、術、勢三者都不可偏廢，必須把三者結合起來。這就是韓非所提出的法、術、勢三結合的法治學說。這一學說顯然是對商鞅、申不害、慎到三派思想的總結和發揮，其實質是一種君主集權制的理論。韓非的這一理論對後來整個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主義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 狹隘的功利主義思想 >>

韓非的思想也深受到他老師荀子的影響。荀子提出了 “ 人性惡 ” 的學說，把人的生理和心理的欲望當作人的原初本性，認為順幵本性去做，就會導致 “ 惡 ” 。韓非接受了荀子 “ 人性惡 ” 的思想，提出了人性自利說 ﹙ 或稱人性自私說 ﹚ 。他認為， “ 好利惡害 ” 出自人的本性，追求欲望則是人之常情。因此韓非把人與人之間的一切關係，都看成是一種利害關係，一種雙方計較利益而進行的買賣關係，甚至把君臣之間關係，乃至父母與子女間的親親關係，也說成是計較利益的買賣關係。這顯然是一種十分狹隘的功利主義觀點。既然人都是自利的，那麼社會的秩序又怎樣才能維持呢？國家又能採取什麼樣的辦法來治理呢？對此韓非提出了 “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 ” 的主張。所謂 “ 因人情 ” ，就是要順人性之所好而賞，順人性之的所惡而罰。人性好利，統治者可用物質獎賞的辦法鼓勵他；人性惡罰，統治者就可以用重罰來使民畏懼。所以韓非說： “ 賞莫如厚，使民利之；譽莫如美，使民榮之。法莫如重，使民畏之；毀莫如惡，使民恥之。 ” （《韓非子 ‧ 八經》）總之，治理社會應當採取因順人性自利的做法，即用重賞重罰的法治來治理。由此可見，韓非所主張的狹隘的功利主義是為他的法治思想提供理論根據的。

　

　

<< 任力不任德的思想 >>

韓非從站在狹隘功利主義和法治至上主義的立場出發，又進一步地發揮了商鞅的 “ 任力不任德 ” 的崇尚暴力的思想。他的老師荀子雖說不同於孔孟，主張禮法雙行，但仍然把禮義教化放在首位。然而韓非卻提出了 “ 道德教化無用有害 ” 的思想。韓非論證說： “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誚 ﹙ 責備 ﹚ 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 … … 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 ” （《韓非子 ‧ 五蠹》）由此可見 “ 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 ” 。其結論是： “ 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 ” （《韓非子 ‧ 顯學》）韓非不僅認為道德教化無用而且認為有害，認為講仁義慈愛，就會使百姓對外不勇敢殺敵，對內不積極農耕，只能有害於農戰，最後導致亡國滅身的危險。因此韓非主張 “ 以法為教 ” ， “ 以吏為師 ” ，甚至主張 “ 無書簡之文 ” 、 “ 無先王之語 ” ，全盤否定一切道德與歷史文化。這是一種極端的否定道德教化作用的非道德主義思想和反文化的思想。其實在治理國家中，道德與法是相輔而行、互為補充的兩大手段。而道德教化和法治的推行又要以整個社會的文化教養作為基礎。韓非否定文化、道德的作用，只崇尚暴力，認為法治可以解決一切，這顯然是一種片面的思想。

　

< 第五節 >

法家的歷史作用

法家學派是一個曾經在我國歷史上起到非常革命的作用的學派。它用強力的手段推行了自上而下的經濟、政治、軍事等一系列社會制度的改革，廢除了舊有的井田制，建立了土地私有制，造就了一個強大的秦國，並在此基礎上用暴力實現了全中國的統一，建立了一個君主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強大的秦帝國。這對整個中華民族經濟、政治的發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動作用，奠定了以後中國社會發展的基礎。法家思想對後世社會，包括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諸多方面，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繼秦王朝法家政治結束之後，不論興起於西漢的黃老之學，乃至後來成為官方哲學的儒家思想，還是三國初年的曹魏的名法之治和宋初的王安石變法思想，都在不同程度上吸取了法家的法治思想。法治思想成為了社會政治統治的一個重要內容。刑德並用、王霸雜之，即儒、法並用，一向是統治不可或缺的兩手，猶如車有兩輪、鳥有兩翼一樣，沒有這兩手，整個社會就不能運轉。所有這些都是法家對我中華民族的偉大貢獻。法家的成功是巨大的，但秦王朝法家政治的失敗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訓。法家的致命過失是它不懂得 “ 馬上 ” ﹙ 武力 ﹚ 可以奪取天下而不能 “ 馬上 ” 治理天下的道理，它只知道用嚴刑峻法來統治人民，而不懂得道德教化的作用和德政的威力，嚴刑峻法只能起到暫時的壓服的作用，只有仁政德治才能使人心悅誠服，才是長治久安之策。法家從狹隘功利主義出發，推行文化專制主義，用極端的手段 ﹙ “ 焚書、 ” “ 坑儒 ” ﹚ 毀滅文化和文化遺產，否定人文教育，對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起到了極大的破壞作用。所有這一切也就決定了秦王朝的法家政治是短命的，它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秦王朝法家政治的成功與失敗，都在我國歷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的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是值得我們永遠記取的。